（原标题：哥廷根的四度因缘(上)）体育游戏app平台

2023年热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中，曾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对三年便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那时正在剑桥大学读现什物理参餬口的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说：“你不心爱剑桥，去哥廷根吧！”一句话谈出了哥廷根当年谢寰宇学术圈中的阴事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逾越四十位的诺贝尔奖获奖东谈主曾在哥廷根学习、使命或生计过。不外，哥廷根的灿烂群星不光有约翰·高斯（JohannCarlFriedrichGauß，1777—1855）、克念念·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沃纳·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这些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东谈主物，还有叔本 华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以及如今仍健在的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这些东谈主文社科领域的翘楚，以及“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EduardLeopoldvonBismar－ck，1815—1898）等政事精英。1837年发生的着名的“哥廷根七正人”（Göt－tingerSieben）事件中，除了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EduardWeber，1804—1891），其余包括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FriedrichDahlmann，1785—1860）、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Gervinus，1805—1971），体裁家“格林兄弟”（BrothersGrimm，雅各布·格林 Jacob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 WilhelmGrimm,1786—1859）、东方学家海因里希·艾沃尔德（HeinrichEwald，1803—1875）和法学西宾威廉·奥尔博雷希特（WilhelmAl－brecht，1800—1876），都是东谈主文社科领域的一流东谈主物。

天然二战后哥廷根的学术地位呈下跌的趋势，然而，这座领有迂腐历史和光线传统的欧洲典型的大学城，依然泄气陶醉东谈主的学术魔力。来访哥廷根的东谈主们只消看到哥廷根火车站站牌上那句“创造常识的城市”（Stadt，dieWissenschafft），就坐窝会感受到这座城市尤其是哥廷根大学在东谈主类常识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在我前前后后已有两年多的德国访学履历中，哥廷根天然不是我呆过最久的，却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德国城市之一。从2009年秋到2024年暑假，我一共去过四次哥廷根：三次到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其中两次是去讲座，一次是密集课程（intensivecourse）的教育；一次是在雷同位于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MaxPlanck Institute forReligious andEthnicDiversity），利用暑假时刻担任为期三个月的探询参谋员（VisitingResearchFellow）。

初访哥廷根

2009年头访哥廷根，亦然我第一次探询德国的那一年。那时，我作为洪堡学东谈主到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覿tBochum）驻访三个月。然而，赶巧那一年施耐德（AxelSchneider）西宾到哥廷根大学任教并负责重建那儿的东亚系。他得知我那时在波鸿鲁尔大学，就邀请我去哥廷根大学演讲。这是我第一次与哥廷根大学结缘。自后我才知谈，施耐德西宾其实也降生波鸿鲁尔大学。波鸿是我踏足德国的第一站，第一位邀请我去哥廷根讲座的施耐德西宾尽然毕业于波鸿鲁尔大学。如今想来，真让东谈主不禁惊叹寰宇之小，分缘之巧。

施耐德西宾是在波鸿鲁尔大学汉学系魏波渡（BodoWiethoff）西宾的斥地之下取得的博士学位，而魏波渡则是德国着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西宾的高足。施耐德西宾和我聊天时，曾谈起过魏波渡近乎传奇的一生和治学关键对他的启迪。不外，天然注意实证参谋的魏波渡是施耐德博士论文的斥地敦厚，魏波渡退休之后，他更早的一位学生魏格林（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也一度担任过施耐德的博士论文斥地敦厚。但据施耐德自陈，自后影响他更大的反而是好意思国粹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天然，这并不虞味着他完全经受列文森的具体认识，仅仅意味着他在参谋关键上也和列文森一样，更注意解释历史表象的表面。也正是如斯，他也才尤其偏疼像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和柏林（IsaiahBerlin，1909—1997）这么更以念念想见长的学东谈主。

2018年3月我请施耐德西宾去浙大讲座，他的讲题是“当代性与保守宗旨的问题：如何融合巨额宗旨与特地宗旨”无疑自大出了他羡慕表面的取向。谨记讲座前的晚宴上，我向也曾留德的时任形而上学系系主任王俊说：“施西宾天然是史学西宾，但他可不是只可说‘事’的，他亦然讲‘理’的。”“仁爱”天然是语带双关的幽默，但意在指出他比较能够谈念念想和表面，不像有的历史学者只会胪列事实、酌定会讲故事辛苦。明慧华文的施西宾瓦解我的风趣，于是行家会心一笑。

我和施耐德西宾的相识，始于2009年的5月。那时，他还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担任亚洲参谋是以及东亚参谋中心的西宾和负责东谈主。在那之前，咱们并莫得见过面。但他邀请我干与5月28—29日在那儿举办的“儒学与当代社会”（ConfucianismandModernSo－ciety）国际研讨会。于是，咱们就在莱顿知道了。那一次的会议虽是国际性的，畛域却很小，追究受邀参会者不逾越10个东谈主。

2009年5月莱顿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到欧洲。还谨记头一天晚饭雅雀无声吃到10点半，却浑然不觉依然很晚。因为太空亮堂，如同白天。从那时起，我涌现地体会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夏天的白天特地长，夜晚到来得很晚。

莱顿初度碰面时，施耐德西宾也许依然告诉过我他是德国东谈主。然而，当2009年秋得知他依然离开莱顿转任哥廷根时，由于距离5月莱顿的会议不外几个月时刻，我如故难免认为有点儿转眼。至于秋天去波鸿驻访一事，是5月在莱顿碰面时跟施耐德拿起，如故到了波鸿之后才告诉他的，我依然不谨记了。总之，我到了波鸿和他磋商上之后，他就坐窝邀请我到哥廷根大学讲座。

初到哥廷根时，施耐德西宾去火车站接我。就在他给我安排的下榻栈房的一楼，他跟我讲述了他由莱顿转任哥廷根的流程。我还谨记，他说哥廷根大学经受了中国的一笔钱。在这笔资金的匡助下，他负责重组东亚系，要设立一个证据中功令律史的教席，并争取使华文成为当地的第二外语。他告诉我，第一个指标不成问题，第二个指标难度较大。

那一次的讲座，我的题目是“Dia－logicalConfucianism 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天然由施耐德西宾主抓。讲完之后，咱们和几位师生又一王人共进晚餐，接续聊一些互相感意思的话题。适度，这个讲题莳植了我第二次探询哥廷根的机缘，那是2012年的暑假，亦然迄今为止我在哥廷根最长的一次驻访。

哥廷根是一座典型的欧洲传统意旨上的大学城。不外，就在这么一个小城，德国最为着名的科研机构“马普学会”（TheMaxPlanckSociety）下属的84个参谋所中，有5所位于哥廷根。而这5个参谋所的其中之一，即是“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该所的前身是“马克斯·普朗克历史参谋所”，本来是马普学会属下独一的东谈主体裁科参谋机构。然而，自后跟着从事历史参谋的主任退休，就变成了以“宗教和民族种种性”为参谋对象的社会科学性质的参谋机构。这也标明，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主事者个东谈主的要素很重要，不乏中国历史上所谓“东谈主存政举，东谈主一火政息”这么的表象。

在德国扫数的马普参谋所中，磋商东谈主文与社会科学的本来就不逾越10所。原来的历史参谋所变成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之后，就莫得一所是聚焦东谈主体裁科的了。不外，且无论之前马普参谋所毕竟有历史参谋所的传统，若是要说其中哪一个参谋所距离东谈主体裁科最近，就怕还就只消哥廷根的“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这一家了。

我之是以简要先容德国马普参谋所的情况，是因为那时刚刚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长处不久的范笔德（PetervanderVeer）西宾，在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大学讲座的时候，就坐在听众之中。而我第二次赶赴哥廷根，即是缘于他的邀请。天然，这归根结底如故由于施耐德西宾请我去讲座。莫得这个机缘，我大略也不会赶巧和范笔德在阿谁时刻点相识了。

范笔德是一位荷兰籍的东谈主类学家，从2009年到2021年，一直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的长处。在职的同期，他亦然荷兰最迂腐的大学之一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University）的校级西宾（uni－versityprofessor），在这个位置上直到2019年退休。范笔德西宾的专长是应用东谈主类学和社会学的关键，从事比较宗教育的参谋。他当先对印度的宗教传统感意思，随后他的意思又彭胀到了中国。我初到哥廷根讲座的时候，也许是他对中国的宗教传统最感意思的时候，是以他才会去听我的阿谁讲座。

讲座驱散后施耐德西宾请行家吃晚饭，范笔德西宾也干与，那时我完全不知谈他是谁，也不知谈“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是怎么回事。适度就在晚饭席间，范笔德就向我发出邀请，请我找时刻去探询。我天然示意感谢，但因之前依然定好2010年春季有香港华文大学的客座有计划，况且，2010年暑假我又要再次赶赴波鸿。是以，一直要比及2012年的暑假，我才追究经受范笔德西宾的邀请，到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担任为期三个月的参谋员。

2009年秋的那次哥廷根之行，因为仅仅应施耐德西宾之邀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作念一次讲座，是以只呆了前后不外三天。不外，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即使是急遽一排之下，那些带有象征性的建筑和景不雅，比如市政厅前的牧鹅仙女（Ganseliesel），如故给我留住了深化的印象。传说，每一个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生，在毕业的时候，都要坐着由西宾亲身推送的花车，来到牧鹅仙女的雕镂之下，不仅要为她献上鲜花，还要亲吻其脸颊。因此，行家也就戏称，这个牧鹅仙女大略是寰宇上被亲吻最多的女生。自后我三次来哥廷根，无论停留是曲，都要去那儿给她照几张像。

就在距离牧鹅仙女不远Kornmarkt大街和Markt大街交织的拐角处，是一个绝佳的不雅看点。站在阿谁位置，只需动弹一下脖子，就能一览哥廷根的四座大教堂：西边的圣约翰尼斯教堂（St.Johannis）、北边的圣雅各比教堂（St.Ja－cobi）、东边的圣阿尔巴尼教堂（St.Al－bani）以及南方的圣米歇尔教堂（St.Michael）。不外，这个被地上的铜牌符号的方位，是我第四次到哥廷根，才从一位上我课的同学那儿知谈的。

哥廷根之缘

我第二次到哥廷根大学演讲，亦然我第三次到访哥廷根，是2023年的暑假，那时我正在柏林解放大学的“王人集高级参谋中心”（TheJointCenterforAdvancedStudies）担任“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造成：与中国对话”（Worldmak－ingformaGlobalPerspective:ADia－loguewithChina）参谋有计划的参谋员（ResearchFellow）。施耐德西宾获悉之后，就邀我再次赶赴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演讲。这一次我的讲题是“ConfuciusasaCosmopolitan:ThoughtandPrac－tice”。此外，施耐德西宾还安排我与他斥地的五、六位博士生就其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一次漫谈。

此次讲座干与的同学不少，前来听我讲座的，还有那时赶巧也在哥廷根大学干与“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造成：与中国对话”这一参谋有计划的王晴佳（EdwardQ.Wang）西宾。我和王西宾很早就在台湾知道，我任教清华时，和他在北京也见过面。自后我南渡武林，转任浙大之后，印象中就有很永劫刻没见了。但此次咱们一口同声干与“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造成：与中国对话”参谋有计划，只不外他在哥廷根而我在柏林。我此次来哥廷根演讲之前，和他因干与该参谋有计划在海德堡大学的会议，依然见过一面。此次我来哥廷根演讲，他专门干与并向我提了两个问题，咱们之间就不再仅仅寒暄聊天，而有了较为具体的学术推敲了。

像他这么降生中国大陆的华东谈主学者，少不了与国内学界有密切的磋商。好多年前在北京时，提及如何照拂与国内学界的磋商，我随口说了一句“参与但不属于”（participationratherthanbelonging）。他似乎很有漂泊，尤其在发生某位较有影响的华东谈主学者归国赴任后遭遇问题的事件后，他专门给我发音信，对我当初所说示意支柱。在海德堡碰面时，他又笑称我当年的话“有表面高度”。

干与讲座的还有在剑桥大学使命的范鑫博士，咱们之前在好意思国有过一面之缘。他好像也在柏林解放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的参谋。天然他也就我讲座的内容提了问题，我也赐与了讲演，但时刻急遽，就莫得更多的互动了。

我此次讲座在哥廷根大学呆的时刻，比2009年那次要长。讲座以及与参餬口漫谈那天的中午，施耐德西宾还专门开车带我去隔壁的乡村吃午饭。据他所说，那儿吃的东西在城市里是很少能吃到的，特地具有当地的特色。吃饭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父亲、兄长以及波鸿的斥地敦厚魏波渡的一些生平掌故。这些个体东谈主物的东谈主生履历，让我对二战时间德国的历史有了更为具体和水灵的感受。

第二天，施耐德西宾又专程驱车，带我到距离哥廷根161公里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参不雅。跟随咱们一谈赶赴的，还有施耐德西宾斥地的两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贵人一和刁珊。奎德林堡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存在，因其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中叶纪的城市风貌，1994年被王人集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寰宇遗产。咱们主要参不雅了当地最为着名的奎德林堡修谈院（tiftQuedlinburgorReichsstiftQuedlinburg）。这座建于公元936年的修谈院，是圣洁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奥托一生应其母亲马蒂尔达（Mathilda，892—968）之请而建。一方面是为了挂念马蒂尔达的一火夫，也即是奥托一生的父亲东法兰克王亨利一生（HenrytheFowler，876—936）；另一方面，亦然为晚年的马蒂尔达提供一个隐居的场合。是以，亨利一生和马蒂尔达配偶两东谈主就葬在修谈院中。马蒂尔达投降上帝教，乐善好施，身后被教廷封为圣徒（saint）。由于这一王人因，无论在宗教上如故政事上，奎德林堡修谈院都领有阴事的地位。宗教方面，它不仅是专供贵族及皇室的未嫁儿子以鄙俚隐修女（anchoress）身份来此学习虔敬生计的女修谈院，况且在造就圣统轨制上是直属罗马教廷的自治院区（self-rulingImperialAbbey）。政事方面，隐修院的院长不仅领有帝国女亲王的头衔，还在帝国议会享有席位。就此而言，这座修谈院显着是欧洲历史上宗教与政事轮廓交织的一个典范。如今，除了亨利一生和马蒂尔达的墓除外，修谈院里还有历任院长的挂念碑以及以往保藏的各式张含韵。

在参不雅这座典型的罗马作风的修谈院时，施耐德西宾也跟我了然入怀般地谈起了欧洲的历史，包括政权的更替、言语的交错，特地是王室和贵族之间长短不一的姻亲磋商。听了他的先容，我加强了对“封建”（feudalism）这一不雅念过火内容指涉的知道。我早已知道到，若要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与马克念念使用“封建制”这一术语时所指的欧洲政事轨制相匹配的历史时间，那么只可追思到周代。在如今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仍被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由秦至清这一漫长历史时间的政事轨制，恰正是闭幕了“封建”而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尽管中国的前辈学者对中国的“封建”问题早有叙述，但施耐德西宾在咱们奎德林堡之旅时对我讲述的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却使我获取了更为涌现的参照，从而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知道。

驻访马普所

2009年我第一次到哥廷根时，认为一切都很清新。无论关于哥廷根这所城市如故哥廷根大学，都天然萌发了肆业欲。不外，一方面往复无踪，难以多了解；更主要的是，抽象的知知趣对容易获取，直不雅的感受和体会，则非推己及人并在“境中”生计一段时刻不可。因此，若是要说我对哥廷根的“体验”而不是“不雅感”，则更多地是来自我2012年暑假在马普所的驻访，以及2024年暑假在哥廷根大学的教育。

天然，严格而论，我在哥廷根大学的演讲不啻两次，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11月12日。那是施耐德西宾组织的2021—2022“中国当代性的新视线”（New PerspectivesonModernityinChina）讲座系列的第一场，我的讲题是“TheUnderstandingandPracticeof“FiveReligions”inEarly20thCentu－ryChina.TheWorksandViewsofFengBingnan(1888—1956)”。接下来到2022年7月15号，还有16场讲座。讲者中除了西方学者除外，华东谈主学者依序还有许纪霖、罗志田、王昌伟、王汎森、黄克武、汪晖和郭亚珮六位。不外，鉴于那时疫情尚未往日，绝大部分（若是不是全部的话）讲者的讲座都是在线上进行的。

2012年我利用暑假的时刻第二次到哥廷根之后，才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的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我想，它巧合代表了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德国几个马普参谋所的基本启动格式。

我最深的印象有两点：首先，长处的职权极大，真实是“驷马难追”。是以，2009年我演讲驱散之后的晚饭席间，范笔德便可速即向我发出邀请。况且，这种邀请不是那种松驰客气一下的“口惠”（lipservice）。只消长处发出邀请，即是所里的决定。天然那时“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有两位长处，但约莫范笔德侧重宗教，另一位侧重民族，两不相妨，两东谈主均可对我方领域内的扫数事务一手拍板。事实上，“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有两栋楼，基本上两个长处各据一处，即便在空间上也罢了了各自分治的阵势。其次，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长处职权之是以如斯之大，与其格式磋商。因为除了两位长处，还有一两位有固定位置的西宾除外，其余参谋东谈主员全部是公约制聘请，每三年就要续签。若是长处不舒心，三年期满致使公约期内，都可能走东谈主。天然，这么的话，那些参谋东谈主员基本上都是博士毕业没多久、暂前卫未找到固定位置的年青学东谈主。

这么的轨制之下，那儿的年青参谋东谈主员天然不无压力。然而，在德国和欧洲早已莫得博士毕业立时就能找到固定职位的情况下，能有马普参谋所这么的行止，依然是好多东谈主馨香祷祝的。此外，在马普参谋所这么隧谈参谋而无教育任务的学术机构中，年纪相仿、学科周边的年青学东谈主们迟早共处、互相推敲，关于升迁我方的学术水准，亦然很有匡助的。此外，公约制带来的一定压力，客不雅上也会促使所里年青的参谋东谈主员保抓用功，产出被学界招供的学术后果。

关于他们改日找到固定的学术岗亭，这天然是有益的。正是因为这少量，能在马普参谋所得到一定聘期的参谋员的岗亭，关于那些新科博士来说，决然是一份贫苦的机遇了。我客岁暑假在柏林解放大学担任“全球视角下的寰宇的造成：与中国对话”参谋有计划参谋员时，遭遇一位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临了一年的中国粹者，正在柏林的一家马普所从事参谋。每次从她拿起我方马普所的履历时流流露来的情怀，就知谈她是很为我方有这么一番履历而自重的。

我去“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担任参谋员，与那儿公约聘任的年青学东谈主天然不一样。一来是像我这么的参谋员一般都是长处邀请，利用咱们的假期，是以为期不可能像那儿公约聘任的参谋东谈主员那么长。咱们一般都是最长三个月。而那些公约聘任的年青学者，则一般是聘期三年。最重要的远隔是：我在探询时间，除了干与所里的步履，完全解放，不错专注于我方的学术参谋。天然邀请函里写的是我和范笔德西宾一王人从事“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的参谋，但其实这本来是我我方的参谋有计划，马普所对我并莫得科研任务上的条件。而那些公约聘任的年青学者，则三年之内需完成所里条件的科研任务。在这个意旨上，像我这么的受邀参谋员不错说是“访客”，而通过公约聘任在那儿使命的年青学者，则不错说是“雇员”了。

天然，若是不是范笔德对中国的儒祖传统有意思，凝听了我2009年秋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的那次讲座，并速即向我发出邀请，“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与我巧合不太会发生杂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直到我亲身去了那儿，才发现参谋所里的“雇员”们真实全部领有东谈主类学或社会学的学术布景，独一的例外是一位菲律宾裔的年青博士，他的专科是政事学。那一年和我差未几时段同去担任特邀探询参谋员的，还有比我稍早的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自后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KennethDean）西宾、来自厦门大学的郑振满西宾以及那时在上海大学任职的巫达西宾，他们基本也都是东谈主类学的布景。尽管郑振满西宾附庸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但他的参谋使命基本上领受的是东谈主类学的关键。他与丁荷滋长久互助，在福建从事民间宗教的萧疏观望，已是学林佳话。因此，就学术布景和专科考验来说，我王人备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也正是在这个意旨上，若是莫得和范笔德西宾在2009年的那一次相识，我大略不会和“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结缘。

范笔德之是以当初会去听我演讲，多半是我的讲题“Dialogical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引起了他的意思。顾名念念义，我是把儒学行为一个宗教性的传统来看待的，况且，我还强调了儒学传统的对话性以及如今要将对儒学的贯通放在全球的全体之中这两个方面的念念考。关于范笔德而言，他一直起劲于于全球范围内对宗教与民族宗旨等问题的参谋，并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国际招供的建树。因此，他对儒学这种长久在东亚地区施展宗教功能、却不基于一神教格式的念念想体系的关怀，是完全不错贯通的。天然，他对儒学感意思，巧合与他配头是越南东谈主也不无磋商。这少量，是我去了之后见到他配头，才理意象的。

我想，他从我的演讲中应该也不错辨识，我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如故从宗教形而上学、念念想史的角度，与其个东谈主乃至他所主抓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在全体上以东谈主类学和社会学这种社会科学的关键来参谋宗教的念念路，如故有很大不同的。他瓦解我的取径与其不同而仍主动邀请我去探询，自大了他洞开的态度和乐于从其他传统过火内在参谋者那儿取益的心怀。

不外，对我来说，直到2012年暑假去了哥廷根的马普所之后，我才对范笔德以及他率领之下的通盘“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种种性参谋所”的路数有了知道。跟着我以德国为基地而扩大我在通盘欧洲的“为学”履历，我了了地刚烈到，欧洲乃至通盘西方对中国宗教的参谋，其主流或至少东谈主多势众意旨上的主流，在关键和取径上是东谈主类学与社会学，而不是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theolo－gy）；在内容和对象上则是民间宗教，而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视为主流的儒释谈三教。举例，和我2012年夏同在马普所住访的丁荷生，其代表性著述之一，即是从东谈主类学的角度参谋明代的三一教过火教主林兆恩（1517—1598）。在夏威夷大学，我遭遇了戴安德和郭启涛，尽管他们都属于历史系，但他们的参谋领域却都聚焦于民间宗教。

关于西方中国宗教参谋的这一基本本性，我造成了我方的认识：一方面，尽可能接管其后果和关键；另一方面，也不行完全亦步亦趋。后者关于如今华文寰宇从事中国宗教参谋的学东谈主来说，巧合更要有充分的自发。我发现，华文寰宇不少从事中国宗教参谋的学者，时时会误以为这种偏重东谈主类学、社会学的关键就代表了西方宗教参谋的全部，殊不知西方一直以来还有庞杂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传统。二者在西方并存不悖，华文寰宇的学者不行只见其一，不知其余。而所谓宗教东谈主类学和宗教社会学，其实是从东谈主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参谋宗教表象。尽管咱们可能波及到宗教的中枢要素——“信仰”和“精神性”，但这种波及与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对这些要素的深入探讨比拟，显着不可稠浊曲直。这少量，我曾在我的《儒祖传统：宗教与东谈主文宗旨之间》增订版的引子中特地提到，但愿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教唆的作用。